【全省十佳公诉人】吴子晗：公诉之路 初心如磐

“我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，代表国家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。”话语中，回响的不仅是职责的召唤，更是对公平正义那份沉甸甸的承诺。法庭上的指控，是捍卫法治的最终呈现，但公诉人的战场，早已在卷宗堆叠的案头、在证据分析的深夜、在反复推演的模拟中铺开。

从北川县检察院到绵阳市检察院，从青涩学子到独当一面的检察官，十二年的公诉生涯，四百余起案件的锤炼，让我深刻体悟到：公诉席上的从容应对，离不开对案件证据的细致梳理、对法律适用的深入钻研，以及对法理情融合的用心摸索。

该案中，犯罪嫌疑人在助农项目发放补助后索贿，面对讯问态度强硬，辩解“收钱必打收条”，声称“拿出收据我就认”。案件证据已经很清晰，他在助农项目中向符合条件的农户发放补助后索贿，四名农户的证言、项目书证、转账记录、取款时间均高度吻合。但其中一名农户提及人民币包裹物是“报纸”，而其他人说是“口袋”。当时的我为了弄清楚这个细微矛盾，选择前往外省，找到该农户核实细节。

此后的从检之路上，我时常反思和学习，那次对细微证据的取证是否确有必要？何为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？如何构建刑事证据指控体系？此案让我明白，公诉人的目光必须如手术刀般精准，既要敢于深挖矛盾，更要善于把握关键证据，判断何为关键、何为枝节。

此后，制作证据分析表格成为我的工作习惯。按构成要件拆解具体待证点，对应填入关键证据、核心证据与间接证据，同步标注每份证据的三性，庞杂的卷宗信息在表格中系统化、可视化，补查方向清晰明了，构建起完整的指控体系。

如果说证据是公诉工作的基石，那么精准适用法律就是贯穿其中的钢筋骨架。刚入职时，我曾因一起复杂的经济犯罪案陷入迷茫：涉案金额认定存在争议，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边界模糊，面对厚厚的会计凭证与交易记录，竟一时不知如何下手。前辈检察官看出我的困惑，递给我一本画满批注的《刑法》，他告诉我，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，要对着案情找法条，更要对着法理悟法条”。

那段时间，我把办公室当成“战场”，将涉案的每一笔交易与相关法律条文、司法解释逐一比对，查阅类似案例的裁判文书，甚至向金融监管部门的专家请教行业规则。在反复研讨中，我终于厘清不同交易模式下的法律定性，准确区分了正常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的界限，最终以清晰的法律论证形成公诉意见。庭审时，面对辩护律师的激烈辩论，我从容回应，清晰阐述案件的法律适用逻辑，得到法庭的采纳。

这次经历让我养成“法律复盘”的习惯：每办理一起疑难案件，都要梳理法律适用的关键点与争议点，形成案例分析报告；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法律研讨，与同事们交流办案心得，在思想碰撞中深化对法律条文的理解。我深知，公诉人的法律素养不仅体现在对法条的记忆，更在于对法律精神的把握，唯有精准适用法律，才能让每一次指控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，这正是公诉工作的内核所在。

“书籍之事，患人不好，好之无伤也。”工作之余，我很喜欢阅读。阅读是我扩大世界观的一种有效方法，引导我共情与思考，也让我学会在办案中，如何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，认识一个行业，了解一定规则。这些知识，在潜移默化中有助于我剖析案件事实，找准法律关系，准确处理案件。

在一起职务侵占案中，犯罪嫌疑人提出其收受款项用于公司公关而非自己占有，在分析他的通话清单时，我发现其在固定时间段总是出现与几个固定对象的相互通话，立刻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《赌徒》一书中关于赌博的描述，主人公经常在晚上6点之后与固定人员联系，进行赌博，本案嫌疑人亦可能存在将涉案资金用于赌博的情况，于是我要求公安机关围绕通话人员信息开展补充侦查，最终证实犯罪嫌疑人将大量资金用于赌博而非公关。

在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办理中，外卖骑手王某雨天送餐时，不慎将过马路的老人李某撞倒致其重伤，王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移送审查起诉。阅卷时我发现，王某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，妻子常年卧病在床，孩子正在读高中，事故发生后他已倾尽所有，支付了部分医疗费，剩余赔偿款却无力承担；而李某独居无子女，住院期间无人照料，情绪十分低落。如果简单就案办案，王某可能面临刑事处罚，李家的赔偿也难以落实，两个家庭都将陷入绝境。我积极为被害人李某申请司法救助，同时，多次联系双方，达成分期赔偿、刑事和解的协议。最终，对王某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，将司法的温度融入办案，实现法理情的统一。

人的一生都在被环境所塑造，公诉人更是如此，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与团队的托举。十二年公诉历程，案件在变、阅历在增，但守护正义的初心从未更改，攻坚克难的意志愈发坚定。

我愿继续做证据海洋里的“锚工”，用专业、细致与担当，锚定公平正义的航向；做法律实施中的“工匠”，以精准适用守护法治尊严；做情理交融中的“桥梁”，让司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这是一名公诉人最朴素的初心，也是最坚定的使命。